在德国萨克森豪森集中营一面说明墙上写着这样一句话：“全世界都对犹太人关上了大门，上海是个例外。” 这是因为在1937年惨痛的淞沪会战后，上海租界在日本的占领下没有建立护照制度。也就是说，即使没有护照和严格意义的签证，只要能买到船票，就可以前往上海。
上海，二战时候犹太人的诺亚方舟
作者：张博蓉
（一个犹太小女孩和她的两位中国小伙伴，拍摄于上海隔都。图源自：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官网）
犹太民族的历史是一部颠沛流离的流散史。公元前586年王国灭亡到1948年以色列建国，在这将近2500年的流散史里，犹太人经历了数次大规模的流亡，其中距今最近一次大规模流亡就是在上世纪30-40年代。在如此漫长的逆境中，犹太人学会了通过传承维新他们古老的传统文化并赖以生存，因为民族文化是他们对抗坎坷的精神后盾，赋予他们精神上的勇气和毅力。
20世纪30年代初期，纳粹在德国上台开始独裁执政，自此一股以种族主义为理论基础，规模空前的反犹主义狂潮向犹太人袭来。1938 年3月，纳粹德国进一步吞并了奥地利。紧接着1938年11月9日，针对犹太人的“水晶之夜”事件发生，无数犹太人的产业被纳粹势力侵占，犹太会堂被毁，人们被投入集中营。紧接着次年，也就是1939年战争爆发后，纳粹马不停蹄地征服了波兰等国，纳粹激进的反犹主义蔓延至整个欧洲。纳粹当局甚至剥夺了犹太民族的德国国籍，他们希望以此迫使犹太人离开德国、离开欧洲。一时间，全欧洲的犹太裔人人自危。
无数犹太家庭在这样的政治格局下在德国以及奥地利惶惶不可终日，四处奔走各国使馆申请签证。这种惶恐促使欧洲的犹太人开始了大规模的迁徙。因为当时一张签证就可以拯救一条生命，因而被称为“生命签证”。然而当时50万在德犹太人以及20余万奥地利犹太人远远超过了各国的签证配额。让人绝望的是，在1938年7月6日在法国召开的国籍难民会议上，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31国均拒绝增加配额来接受更多犹太难民。正如Dana Janklowicz-Mann所回忆的：
“犹太人被赶出家门，关进集中营。他们被告知限期，要在两周到一个月内离开德国——如果能找到一个国家愿意接受他们。他们的妻子和亲友苦苦挣扎，想弄到护照、签证，或者任何东西……但所有国家的大使馆，包括美国，都紧闭国门……在维也纳开始流传……‘有一个地方不需要签证也可以去，大家可以自由进入。’这个传言如同星火燎原，大家都想得到这个机会。”
这个地方就是上海。
在德国萨克森豪森集中营一面说明墙上写着这样一句话：“全世界都对犹太人关上了大门，上海是个例外。” 这是因为在1937年惨痛的淞沪会战后，上海租界在日本的占领下没有建立护照制度。也就是说，即使没有护照和严格意义的签证，只要能买到船票，就可以前往上海。
上海，就这样成为了当时世界上为数不多可以为成千上万失去国籍的犹太人提供避难港的地方。当时，中华民国驻维也纳领事馆领事何凤山，不顾上司驻德大使的反对，向数以千计的犹太人发放了“生命签证。”虽然很多人拿着签证并没有到达上海，但是纳粹当局在见到签证后释放了很多被关押的犹太人，得以让更多的犹太人保全生命。不仅是德国以及奥地利的犹太人得以在上海寻得一丝生机，在纳粹德国于1939年入侵波兰以及于1941年入侵俄国时，上海也为这些国家的犹太难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生命之门。
(何凤山，中华民国外交官，后被称为“中国的辛德勒”，图源自：维基百科)
1939年2月22日，《申报》描述了犹太难民们抵达上海时的场景，“意（大利）轮今晨到沪，载来犹太难民一批，男妇幼童八百四十一人，救济会已准备宿舍收容，居住在华山路，汇山路，河滨大厦。”自此，一批一批的犹太人就规律性地如此来到上海。
（犹太难民到达上海港口，图源自：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官网）
早期来到上海的犹太人们散居在当时上海的公共租界以及法租界，而比较贫穷的家庭则住在虹口区。为了更好地开展社区活动，他们集资在虹口区建立起了一座摩西会堂，（今犹太难民纪念馆），这里成为了他们的宗教活动中心，后来也成为了数以万计的难民们的精神寄托。
（今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图来源：上海政协官网）
到1940年，通过苏伊士运河到达上海的犹太人超过两万近三万人，部分人在富有的犹太商人巴格达以及美国犹太慈善组织美犹联合会(Joint Distribution Committee)的协助下辗转前往其他国家，当时留在上海且已知姓名的约有一万八千人，他们在上海顽强地生活，很多人靠着做小生意，以及为英美法各国公司工作过活。
即使生活艰难，犹太人们也没有放弃对生活的追求。现在最为有名的犹太社区在上海的遗产无疑是白马咖啡馆。这家“白马咖啡馆”始建于1939年，由从维也纳逃亡到上海的犹太人鲁道夫·莫斯伯格一家创办。这家咖啡厅在当时的犹太社区里十分有名，兼具了餐厅、酒吧、甚至夜店俱乐部的功能。
（白马咖啡馆旧照，图来源：上海政协）
虽然今天这座咖啡馆已经不复存在，但在2015年前后，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战胜利70周年，上海市政府复建了这座曾见证二战烽火和犹太人艰难流亡生涯的白马咖啡馆。今天我们还能从这座小而精巧的别墅中看到一丝丝当年犹太人们在流亡生涯中苦中作乐的、积极的生存精神。
今白马咖啡馆复原，图源自：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政府官网）
当时的上海虽也处于战火之中，但是犹太人们互帮互助，很快建立起了一个运行良好的社区，包括犹太教堂和学校。在美犹联合会物资紧缺的情况下，很多家庭宁愿节衣缩食，也要帮助新来的犹太同胞落脚。同时许多上海人以欢迎的态度接纳了这些来自世界另一边的来宾。有亲历者回忆，“他们（中国人）不知道反犹主义是什么，就这样平静地接受了我们……我还和中国孩子一起玩。”就这样，上海的犹太人越来越多了。据官方统计，在1939年到1945年之间，约有400多名犹太儿童在上海降生。他们是艰难生活中宝贵的新生命，被称为“上海宝贝”。
(这张照片显示了犹太家庭及他们上海出生的孩子)
就这样，一切都欣欣向荣地发展着。在社区已经颇具规模的情况下，《申报》里甚至出现了一个“犹太人在上海”的专栏，专门记录犹太难民们在上海的生活。
然而，安稳在战争的阴影中往往只是昙花一现。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日本正式向美国宣战。德国和日本的联系愈加紧密。1942年7月，德国盖世太保上校约瑟夫·梅辛格，作为轴心国驻日本首席代表，来到了上海。他的到来给在上海的犹太社区带来的只有恐惧。有传言说日德两国达成共识，要推行一个“梅辛格计划”，用毒气和子弹来对付上海的犹太人。虽然这个计划最后没有被付诸实现，日本方面既没有公开相关资料，也没有做出过任何官方解释；但可以看出：随着战争的愈演愈烈，深处水深火热中的上海并不是一个坚不可摧的堡垒。犹太难民和处于战争中的中国人民一样，在恐惧中朝不保夕。
（上海隔都内的熙华路，图源自：维基百科）
流言四起的短短半年后，1943年2月18日，日本军方完全侵占了上海，以犹太难民无国籍为由，批准了受限制的犹太人隔离计划。他们在上海虹口区画出个约1平方英里的隔离区（隔都，ghetto），叫“无国籍难民制定区”。虽然没有指名道姓地说限制犹太人的人生自由，但是单“无国籍”一点就系统性地将犹太人和其他人隔离开来。这一政策使很多原本已经克服重重障碍，找到了生计和住处的犹太人，再次被迫离开住所，重新在一个狭窄的区域安置家庭。
近两万犹太人就这样被迫住进隔都。尽管这里没有像是德国的集中营一样建立起围墙，但日军对犹太人的生活的限制和监控依然严格。居住在隔都区域内的无国籍犹太难民必须向当时掌管该区域的日本军人申请出入证，并且每天下午三点前必须回到隔都。
签发通行证的事务是由一名叫合屋日本军官负责。此人性情不定，时常对申请出入的犹太人百般刁难。如今，上海犹太纪念馆展示着一组漫画《合屋漫画》。来访者们可以看到漫画中的合屋对难民们冷眼相待，无论犹太人们如何请求，他都拒绝发放出入隔都的通行证。
（《合屋漫画》by 原犹太难民Kurt，现存上海犹太纪念馆，图来源：上海政协官网）
好在这种朝不保夕的生活终于在1945年盛夏时节，在白兰花的香气中画上了句号。日军无条件投降了。英军、美军，以及紧接着的国民党开进了上海。随着昔日的租界被国民政府收回，饱受战争之苦的中国人民和犹太难民们终于无需他人的“恩赐应允”就可以自由行走了。战争的结束带来的是生活选择的自由，当初无法为自己的生活做抉择的人们终于可以掌握未来的人生了。
后来随着中国国内局势的变化和各方面的原因，大部分犹太难民们在度过了最为艰难的日子后离开了上海，前往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定居。然而上海的生活还是在这些人的生命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现在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依然记载着当时犹太难民在上海的足迹和发展，包括当时犹太社区的变迁， 犹太社区和中国居民患难与共的情谊，以及散落在上海各处犹太社区的旧址以供后人追忆。
然而“纸上读来终觉浅”，历史的车轮将一切的经历都化成了单薄直白的文字记录。在战争结束的80年后，要深入了解那些年犹太难民在战火中艰难求生的日子，我们不能只从历史记载中学习战争的残酷，更需要倾听亲历者真实的声音。
我们下一篇文章将会为您讲述一位叫做查亚·斯莫尔的女士在上海的切身体验。查亚出生于1934年的波兰。1942年，年仅8岁的她在欧洲战火的逼迫下随着家人逃难来到上海，并在一位贫穷善良的中国保姆的抚养下平安长大。
如今，在大半个世纪后，这位女士将为我们讲述她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在上海的生活。
